日期：1957-12-0 作者：清华大学新清华编辑委员会
清华大学新清华编辑委员会编者按：解放以来在清华大学里，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路线和以钱伟长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一直在斗争着。钱伟长解放前是一个没有行政职位的教授，解放后党和人民给予他付教务长、教务长、付校长的职权，但他却利用在学校中的领导地位，同章罗联盟的核心份子费孝通、潘光旦、张东荪等串通一气，抵制教育改革。三反和思想改造运动后，钱伟长看到大势所趋，再抗拒教育改革已不可能，就摇身一变，在口头上拥护教学改革的方针，在公开的场合一再表示拥护党的领导，带着伪装来赞扬苏联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假惺惺地也来批判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腐朽和落后。下面刊登的“我们在学习苏联的道路上前进”一文和几段摘录可作为代表。
但这只是表面的、局部的、暂时的现象。钱伟长表示拥护教育改革只是为了骗取党的信任，作为自己进身的阶梯。在他内心里对党的领导是不服气的，对新的教育制度是不同意的。在这里登载的他当时在民盟内的发言和私人谈话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他当时已经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处心积虑要和共产党竞争学校的领导权。而在揭露材料“钱伟长不相信党能领导高等教育事业”一文里，更可以看出钱伟长远在1953年背地里就如何地在诽谤党。
1956年国际帝国主义疯狂叫嚣反苏反共，工人运动队伍中出现修正主义思潮。钱伟长利用这时机，打着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来反社会主义。他又利用党的信任，藉到苏联和欧洲考察的机会，对社会主义国家反咬一口。他回来以后就以专家和考察团成员的身份大肆污蔑苏联的科学技术和高等教育，企图篡改中国科学和高等教育的方向。1957年1月7日，钱伟长在光明日报发表谈话，全盘否定教育改革的成绩和社会主义教育的原则，摆出了资本主义的教育方向，并由光明日报编者加以按语，作为新的教学指导思想，抢在高教部教学计划讨论会的前夕发表出来，以一个科学家兼教育家的姿态，公然提出要“纠正”这几年来教育改革的“错误”，企图证明共产党不学无术，领导不了高等教育，要由他们这些人来领导。这实质上是一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高等工业教育纲领，成为右派分子进攻高教领导权的号角；接着他又发表了一系列的否定教育改革成绩的言论，彻底地推翻了他过去发表的表面文章。在整风时期，钱伟长更公开地宣扬旧中国的教育，攻击新中国的教育，根本否定教育制度的阶级性，反对所谓“办教育挂两个牌子，一块资产阶级、一块无产阶级”，赤裸裸地摆出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并且煽动群众要用行动来推翻党的领导，实现右派分子们篡夺高等教育领导权的大阴谋。
钱伟长在1954年9月12日人民日报“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深刻变化”一的文中，叙述了新中国各级学校的教育方针是贯彻为工农服务的，几年来在校工农学生比例在逐步增加，他们政治觉悟高，毅力较强，在学习中获得良好的成绩，女同学的人数也有很大增加。
他说到解放前“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好象永远是解决不了的难题”，而解放后毕业人数虽有增多，仍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在新中国一个青年生活和工作的道路是无限宽广的。
他说今年同学独立工作能力、理论联系实际是有所提高的，五四年暑期清华大学毕业的专修科同学，是完全根据教学改革以后的教学计划进行学习的，他们虽然只学习了两年，但是从他们的毕业实习的具体表现里、从他们的毕业设计的答辩里，可以明显地看到他们在理论知识和实际经验方面都肯定地超过了旧制四年制毕业生的水平，还援引了这样一例：这些学生工作得很好，和旧大学的那些少爷小姐毫无相象之处。
同文尖锐地批判了那些认为技术课只能用外文讲授的“可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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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伟长在1954年第二期新建设杂志“在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照耀下高等工业教育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新教育制度贯串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思想教育的特点”，“在一切设计里贯彻着长期利益和目前利益相结合，局部利益和全面利益相结合的经济观点，一切专业课程贯彻着对劳动人民关怀的观点，改进劳动人民的体力劳动条件、保安防火的重要性提到了保护阶级利益的政策水平。在每一种课程里，都给同学指出这课程在建设共产主义祖国中的重大意义。”
他认为从指导思想起到具体组织形式教研组为止的各个环节中，苏联专家的帮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编者按：在这几年中，钱伟长在公开的场合下，一再发表堂皇的言论，可是在背后却有另外一套。他根本不相信共产党能领导教育改革，暗地里处心积虑地同共产党争领导权。从下面发表的一部份揭露材料中，读者可以看到他的两面手法和一贯野心。
1953年清华党员付教授曹恺荪因意志薄弱自杀后，钱伟长就在民盟会议上幸灾乐祸地加以夸大，大肆宣扬说：“党员灰心失望了。党没有业务。不能领导了。”
1953年机械制造系教授李酉山自哈尔滨工业大学回到清华时，钱伟长马上对李酉山教授说：“年青人(按：指党的干部)现在干的一套我不同意，等三年以后再看吧!”
编者按：1953年钱伟长是以积极靠拢党、拥护教学改革的姿态出现的，但他的真意如何?从他对范长江同志的谈话中也可看出一斑。当时清华大学正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进行教学改革，有少数教师对苏联经验认识不足，曾或多或少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作法，对贯澈教学改革不够积极、主动。学校领导上一方面坚定地信任多数教师，认真地贯澈教学改革，同时对少数抱着不同见解的教师也耐心等待，不勉强他们改变自己的作法，如对待鹰教授等便是如此。钱伟长完全了解这种情形。但当他向范长江同志反映情况时，却不谈这个根本方针问题上的分歧，硬把这种现象归结成“老教师的有职无权”，责备党把老教师放在“圈子外头”，只“利用、改造”，不“团结”，“依靠”，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和“主人翁感觉”。在这样的论断下，他要求党应使“老教师真正有职有权”，要明确“依靠老教师”的思想。实际上当时积极学习苏联经验的老教师并无“有职无权”的感觉，而教研组和系的领导人又都是老教师，学校对他们是依靠的。钱伟长的论断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他有意离开了党的指导方针，离开了新老教师团结的思想基础，离开了这个大前提来强调老教师的“职权”和党“依靠”谁的问题，实际上便必然要影响教学改革的方向和学校的统一领导。这里透露了钱伟长的本意——和党竞争高等学校的领导权。后来他这个思想表现得更加明显。到整风时期，他公然诬蔑党委提的“充分发挥老教师的作用和大力培养新教师”是“全面为片面的目的服务”，提出了他要用“片面来推动全面”(只强调老教师的作用，不提培养新教师)老教师要有绝权的权力等等。从这篇谈话中也可看出，他和党竞争领导权的想法并非偶然，而是有其思想根源的。
“新老教师团结问题还是存在的，各校程度不同。人民日报1953年12月22日的社论“加强对高等学校教师的思想领导，进一步贯澈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曾着重论述了对待老教师的问题，但这在老教师中一般反映是冷淡的。分析其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是这篇社论分析得不够全面，社论中提出要“争取、团结、改造”但体会起来是“利用、改造”，把老教师放在“圈子外头”了。社论对新教师要求很少，并且似乎把新教师与党等同起来，使人感到似乎新教师就是代表党在执行政策的。另外，社论没有提出团结老教师的办法。”
“目前，在这方面我认为存在下述问题：
“在对待老教师上，仍有不够尊重和不够妥善的情况。下面是一些例子：石油学院傅鹰，有二十多年的工作经验，他对英美的课本不满意，但对苏联的课本也有意见，自己编了教材进行教学。可是在他领导下的教研组的二个助教，就认为必须用苏联课本，於是各奔东西，使这个教研组搞不起来了，傅鹰这个教研组主任也形成了有职无权。(按：当傅鹰教授1952年—1953年暑假在清华大学时，就对清华大学学习苏联方针有意见，而清华大学却始终让他保留自己的意见，并未要求他采用苏联教材，而教研组内的工作也是由他自己决定的。当时钱伟长却在清华教师中间不止一次地说，“现在清华就是傅家班(指傅鹰及他的夫人张锦教授)不用苏联教材了!”表示批评傅鹰的落后。可是他在和范长江同志谈话时，却又是另外一种口气，完全是反云复雨，两面手法。) 北大杨人鞭，过去有些狂妄，按道理是容易团结改造的，但三反后一直沉默。
“老教师不肯严格负责地要求新教师的学术进修。如清华有一个教研组主任，各方面都很好，也没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在工程数学上也真有些本事，但对教研组的领导却很不积极，对新教师不提什么要求。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如果没有老教师的监督和帮助，年青的教师是很难成长起来的，他们往往只顾忙眼前的工作，而挤掉进修。现在的情况是，有些新教师不虚心向老教师请教，甚至不大听话，而老教师则明哲保身，干脆推开不管，听任新教师的进修自流。这对国家有很大的损害。目前有些教研组主任有职无权，布置工作还不如秘书顶事，这种情形对老教师的积极负责也有些影响，应予改进。
“在工学院的新老教师间，有些竞争的情况存在。由於新老教师对工业技术都不大懂，因而在学习苏联新课程时便暗自竞争，而不是友谊的互相帮助。在老教师质量较差的学校，这问题表现得更明显。如中南，上海、有些老教师把旧课都推给新教师，自己准备新课。当然也有新教师要求教新课，而不愿意教旧课的。
“因此，我们认为在目前，要特别注意启发老教师的“主人翁”感觉，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应该认识：现在的老教师绝大多数都是努力学习政治、学习苏联的，应该好好团结使用他们。必须了解，现在不但教课还需主要依靠老教师，而且培养新教师是更离不开老教师的。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老教师这个作用，也必须帮助老教师充分认识他们这个责任。对於这些担任教研组主任的老教师，则应使他们真正有职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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